与此同时，印度的外包企业正在进行越来越关键和复杂的工作。Advinus、Piramal、兰伯西的子公司Aurigene和其他公司正在参与新药研发的早期阶段的工作。西方大型跨国药企正在从靶标——诸如人体内的酶或蛋白质起步，这些酶和蛋白质与疾病的发生有关，他们帮助设计能击中这些靶标的新化合物，然后，由亚洲的合作伙伴对有希望的化合物研发工作进行跟踪，直至该药物进入人体试验的初期阶段。事实上，亚洲的合作伙伴正在与西方制药企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推动大型制药企业研发工作外包的力量正在积聚。许多重要的“重磅炸弹”药物包括骨质疏松治疗药物福善美（Fosamax）和降血脂药物即将专利期满，必然要面临低成本仿制药带来的竞争。研发线中能替代这些“金钱制造机器”的药物严重短缺。西方国家的新药研发成本像火箭一样向上窜，一只药物到最终上市需要耗费12亿美元。缩短新药研发时间、招募全球化的人才，向中国和印度巨大、高速增长的国内医疗市场渗透的压力对跨国公司来说越来越大。

    “海归”功不可没

    上面所述的这些压力促使大型制药企业转向外包，从而对资源进行整合、成本共担，并希望能同时发现新的研发路径。中国和印度拥有巨大的科学人才储备，同时具有成为全球生物技术发动机的雄心壮志，所以，他们将欣然接受西方制药企业的外包。

    但从近期来看，亚洲中无论哪一个制药巨头，还不能成为美国和欧洲制药行业的直接竞争对手。即使正在承担R&D外包工作的公司目前还缺乏开发治疗肿瘤和糖尿病等药物所需的丰富的技巧和经验。而且，对任何一个行业来说，制药行业中新药的研发周期和审批周期最长。中国和印度的公司目前还不能独立地完成新药通过FDA或欧洲审批所需的临床试验，这些临床试验具有耗时长、高风险和高投入的特点，同时，还缺乏药品全球销售的经验。

    但是，来自中国和印度制药企业终将成为西方制药企业的竞争对手。中国和印度正在通过学成回国的顶尖科学家建立自己的科研能力，这些科学家在美国的制药企业和大学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经验。这点从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研究者所申请的专利日益增多就可以看出来。杜克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研究者们发现，与1995年相比，向世界知识产权局申请的专利数翻了3番。2006年，向世界知识产权局提交的药品专利申请中，8.5%来自中国，5.5%来自印度。

    最后的竞争者

    与跨国制药企业的密切合作，也帮助中国和印度制药企业学会去开发创新药物。尽管这样的合作很少涉及核心专利的转移，但中国和印度的制药企业学到了部分相当重要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是如何开展长期的R&D项目、如何将工艺水平分析工具和进程方法学运用到所开展的项目中去，否则，他们要获得这些知识还需花费好几年时间。

    今后，中国和印度的制药业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才能维持行业的高增长。随着人工和试验设备成本的继续上升，中国、印度货币与美元之间汇率的稳步升高，在东西方制药企业之间存在的巨大成本差异正在缩小。诸如兰伯西、Piramal、Biocon和瑞迪博士公司这样的企业，将利用从仿制药获得的利润去完成原创药物的国内研究。正如瑞迪博士公司主席Anji Reddy所说：“新药开发将是成为制药市场重要参与者的唯一途径。”